王葆斋，原名王铸人（1883-1958年），金寨县白塔畈乡王家老楼人。一生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的三个历史时期。他在旧政权机关、军界任职多年，解放后，在我国家机关继续工作，为本地区有声望的人士之一。
纵观其一生，虽然长期混迹于旧政权统治集团之中，毋庸讳言，是做过一些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利甚至有害的事情，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毕竟非蒋介石集团的嫡系，始终与蒋关系若即若离，不是死心塌地地拥蒋。很多方面，他保持中立，并对人民对革命也做出过一些贡献。尤其是当蒋介石集团崩溃前夕，他参加了民主运动，毅然拒绝去台，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也为此赢得了人民的谅解和称赞。
往事如烟，其人已逝，生平万事，实难尽溯。笔者据其有关资料及见闻，对他作以粗浅介绍。
冲破禁锢 投笔从戎
王葆斋先生出身原非世家望族，曾祖父是白塔畈小街上的商贩，家道寒薄。后经其祖父刻苦经营，终于发迹，广置田产。到他父亲手里，继承祖业，已是拥有180石田课，并盖了一座青砖瓦舍的王家老楼，成为方圆几十里内闻名的富户。
王葆斋弟兄三人，他行二。大哥王静斋（曾做过几任知县、县长），三弟早逝。兄弟二人先在私塾读书，都是资赋颖悟，四书五经很快就读完了。私塾先生便劝东家送他们到外地读书，以求深造。此时科举废止，学堂兴起，望子成龙的父亲便把他们送到省城安庆学堂上学。他们便进入了求是学堂（相当于初级的中西学堂）。在这里，王葆斋学习到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和外文，增长了知识。他由乡僻之所来到这当时安徽省首府之地，眼界大开，不仅繁华市井的物质世界使他眼花缭乱，而且革命新思潮的激荡，也使他心胸开阔起来，开始觉醒到原来的读书做官思想的狭隘性。
1902年，他从求是学堂毕业了，何去何从？他认真思索起来。他从诸般复杂的社会观象中探索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决定投笔从戎，报考安徽武备学堂。他向家中征询意见，这一下在家庭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家里人们的激烈反对。在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时代，“吃粮当兵”是走投无路的人干的。他们家资富有，即使坐吃山空，也会不愁衣食，快活一世。再者，“留东洋”是当时最时髦的出路，出国镀金，混个“洋博士”什么的回来，还可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岂不美哉！便极力阻拦。血气方刚的王葆斋，毅然摆脱了家庭对他的羁绊，弃文习武，考进了武备学堂。
在武备学堂里，他结识了很多热血青年，象烈武（文蔚）、冷遹（御秋）等人，都是有革命思想的新人，抱负非凡，毅然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为己任。他和他们过往甚密，推心置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宦海浮沉 沧桑历尽
1905年，他从安徽武备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到新编陆军一标一营任队官。9月，改入警察学堂任教习。翌年春，就任苏州陆军学堂教习。1908年冬，由四川总督赵尔丰调赴四川训练新军，任标统，参与镇压四川的保路同志会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返皖。
辛亥革命后，他不甘寂寞，投靠了北洋军阀安福系，应北京朱庆澜之约北上，赴黑龙江省，任省防军统领，陆军团、旅长。民国五年（1916年），去广东，任军务厅厅长。后回安徽任清乡督办。1918年—1926年先后在北京、湖南、安徽任参议。
这期间，他泥足于军阀混战之中，北上南下，戎马倥偬十余年。军阀之间，割据倾轧，争权夺势，自相残杀，陷人民于水火之中，民生凋蔽，国步艰难，蒿目时艰。他厌倦了这种生活，开始悔悟，要另觅出路。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把革命推向全国的大革命运动，顺天应人，民心振奋，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拥护，各地纷纷响应。安徽的辛亥革命元老柏烈武，首举义旗，蒋介石任命柏烈武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军长，在原淮上革命军的基础上组建军队。柏烈武约请王葆斋担任参谋长。王于同时参加了国民党。
淮上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后寿县、凤台沿淮一带革命同志组织的地方民众武装。在光复安徽淮上一带地区，抗拒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是建立过功绩的军队，非同于蒋介石的嫡系。蒋歧视该军，不发粮饷，命其在地方上自筹解决，并且千方百计的对该军施行拉拢、分化等伎俩，企图搞垮该军。蒋的阴谋未成，就命该军与北洋军阀队伍孤军作战，伤亡损耗，不予补充。1928年北伐结束后，蒋借“整编军队”之机，将该军支解了。王葆斋后调任武汉卫戍区稽查处长。1932年回皖，先任合肥首席县长，续后任芜湖专员、贵州省独山专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去重庆，担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委员兼第一处长。1941年，因奔乃兄王静斋之丧，回到家乡。1944年，担任立煌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1946年，出席了“国大”会议（他递补已故“国大”代表陈冶青）。1947年，任救济总署专员，1948年，任“勘乱”委员。
虽然，王葆斋在清末——北洋军阀——蒋介石三个政权时期，担任过一些军政职务，但是，在其政治生涯中，基本上做到了洁身自好，宦海中并没有沉沦，而能迷途知返，后来的能弃暗投明，便是他积数十年经验冷静而睿智的选择。
急公好义 关心民瘼
民国二十年以后，饱经蒋介石“剿共”战祸蹂躏的“赤区”，哀鸿遍野，满目凄凉。时任合肥首席县长的王葆斋，目睹家乡惨状，亟思救援。他配合华洋义赈会，呼吁沪、宁慈善团体和仁人善士，解囊相助，赈济灾黎。虽属杯水车薪，但也不无小补。
抗战开始后，他在重庆，负安徽同乡会主要责任。看到安徽家乡大批沦陷区学生流亡到大后方，失学失业，流离失所，困苦异常。他忧心如焚，配合安徽在川人士，吁请教育部设法解决。在他们奔走呼号积极努力下，终于在四川江津办起了安徽第二中学（后改为国立九中，与安徽第一中学后改为国立八中为姐妹学校），收容了一大批安徽流亡学生。这不仅抢救了青年，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
安徽旅渝同乡会在重庆办有一个《前线的安徽》刊物。王葆斋为其写了《发刊词》，阐述该刊物的宗旨是介绍安徽情况。该刊曾以大量篇幅，颂扬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安徽人民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也以客观立场，忠实地报道了新桂系统治安徽在财政、役政、粮政、吏治方面的种种黑幕，对大后方的社会震动很大。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王葆斋任立煌县临参会参议长时，对全县人民在新桂系压榨下民不聊生的惨状，不忍坐视，于是为首组织参议员联名上书省参议会，咨请省政府减免军公粮征交任务。当时，在新桂系的严密禁锢和高压统治下，这种犯颜直陈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抱定为民请命的牺牲精神是王葆斋义所不辞的。
抗战胜利，省府由立煌（金家寨）东迁合肥，大批学校也随之迁走，本县学生，向学无门，实堪忧虑。他又一次为办学而奔走。1945年，在麻埠办起了私立皖西中学，他被推为校董事长，积极筹募基金，并聘请本县知名学者李宗邺担任校长，运筹经营，竭尽心力，深获社会人士好评。
同时，他又在本省办救济工作，任善后救济总署江淮工程救济专款监理委员会委员。他尽最大努力，监督专款专用，帮助饱经天灾人祸的安徽人民战后重建家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很关心人民的生活，每到一地都劝农劝商。在担任黑龙江省防军统领时，曾在安达县办了一所拥有一百顷地的农场，召人垦植。这不仅解决了许多流亡关东的农民生活，也抑制了当地豪强地主的兼并。在任立煌县参议长时，自奉节俭，吃自己饭，办公家事（兼职不兼薪）。他出门时，很少骑马坐轿。与群众交往，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比他的随从还客气。一般人评价王葆斋对待人是“老爷（指王）好见，舅子（指王的部下）难缠”。据王的家人说，王葆斋看得起穿草鞋的，看不起穿皮鞋的。一次，王葆斋回家，在客房里和几位庄稼汉拉家常，有几个乡保长之流，也来到王家，企图拍马逢迎，进入客房，王葆斋视若不见，继续和庄稼汉攀谈，不买他们的帐，弄得他们坐又不是，走又不是，非常尴尬。
对青年关怀备至，凡是请他介绍入学之事，都是有求必应，凡是向他求教的青年，他都谆谆告诫，奖掖有加，青年们钦佩他有长者之风。
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官，经手钱财不计其数，但他不贪求意外之财，也不置田产。他常说：“三块钱一斤肉可以吃，三块钱一石田不能买”。此话至今仍在家乡流传。
同情革命 见义勇为
王葆斋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权力，曾经三次营救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和陈独秀也因此结下了友谊。
1929年，武汉地区的党组织，被叛徒告密，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时任武汉卫戍区参议兼稽查处长的王葆斋发现其中有同乡人李云鹤（原名郑家仁，号为华，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任安徽省委统战部长），便暗命卫士郝忠雄（霍邱县周集人），用计送酒灌醉了看守，趁机放走了李云鹤，并送银元20元做路费。后来，他在任芜湖专员时，再度营救过李云鹤。
共产党员戴映东（铸九，解放后在上海市委工作），1943年来白塔畈从事革命活动，为桂系四十六师所追捕，避入王家老楼。当时，王葆斋在家撑持门面，敌人未敢进圩子搜查，只派人在圩子外面巡视。戴乘敌人懈怠疏忽时，乘机溜出圩子，转移到他方去了。原来，王家老楼有自卫枪支，用于看家。过去桂系部队曾经收缴过王家的枪，经过王葆斋和他们交涉，军队败诉，送还了枪支还处分了下级军官。因此，吃过王家苦头的桂系部队再也不敢冒险进圩子。
王葆斋与陈独秀二人，出于乡谊私交，关系密切。陈在当时思想进步，著文、演说都很激烈，屡遭当局忌恨，一次，曾企图加害于他。王在闻悉后，辗转透信给他，使其免遭毒手。
抗战时期，王葆斋主持安徽旅渝同乡会时，广泛联系旅渝安徽籍的各方面人士。陈独秀时在四川江津闲居，王还与之过从甚密。
解放后，王葆斋鼓励他在大陆的子侄（女）辈，积极响应党的参军参干的号召，参加革命工作，子女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对革命做出了贡献。
当机立断 晚节留芳
1948年，在内战中玩火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回光返照，又召开伪国大，通过所谓“戡乱总动员”议案，成立“戡乱委员会”，并委任一批委员。王葆斋也在被委之列。对此他非常反感。他与洪兰友、冷遹、杨忆祖、何辑五等人抵制“戡乱”运动，提出“戡乱戡乱越戡越乱”的口号，与之针锋相对。
1949年初，王葆斋女婿张国学（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副总设计师）、许德荣（中校飞行大队长），由“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令批一架飞机，送他们去台湾。王的女儿一再哭求父亲同机前往。此时，王已受民主人士冷遹的思想影响，了解了一些党的政策，毫不动摇，坚持留下来，迎接解放。他坦诚的对女儿说：“共产党与我无仇无怨，我无所畏惧。谁真能治理国家，我就拥护谁！”女儿见父亲意志坚定，不能强求，只好洒泪而别。
王葆斋此时，由其侄婿蒋涤生资助四亿元法币，在上海复兴中路501号开一个“秋林”食品商店。另外，还兼任冷遹开的“安丰面粉厂”的秘书，以维持生计。
上海解放时，解放军进城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给了他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赞叹道：“真乃王者之师！”
江南各省相继解放，挚友冷遹担任了江苏省领导工作，劝其出山。他对党不胜感激，说：“共产党知人善任，我乐于效命。”初任华东文史馆员，后来又转到安徽文史馆任馆员，省民革成员、历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王在任文史馆员期间，工作勤恳，深得好评。
王葆斋善书工诗，其书法曾参加省书法展览。
正当王葆斋先生以满腔热情发挥余热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他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又以“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终因年高体弱，病死狱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为他平掉了冤案，恢复了名誉，含冤蒙垢20余年，终于昭雪。王葆斋先生九泉下有知，定当有所慰籍，而他在海内外的后裔及亲朋故友也当同感欣慰了。(台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