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近千年历史中，淮河流域灾害严重。1949年、1950年接连遭遇洪涝，豫皖苏鲁4省受灾，安徽最重。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淮河人民的疾苦，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工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部队转业干部、地方干部纷纷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治淮热潮。我也是部队转业干部，1951年底和张云峰同志一同去参加筹建佛子岭水库，云峰同志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水库于1952年1月开工，1954年11月竣工，历时两年11个月，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能建成技术先进、施工期短、造价又低的大型水利工程，确实是一个奇迹。参加这一工程的建设者们，满怀翻身的喜悦、报国的热忱，人人当家作主，个个忘我劳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不少往事，记忆犹新，现在追述下来，如能激励人们继续努力，当不胜欣慰。
奇工巧构 泽被万里
佛子岭水库坐落在安徽省大别山区霍山县淮河支流淠河东源上，控制流域面积1840平方公里，枢纽工程包括拦河坝、溢洪道、输水管和发电厂四部分。拦河大坝为钢筋混凝土连拱坝，由21个拱20个垛组成，两端各接重力坝或平板坝，最大坝高74.4米。溢洪道5孔，每孔净宽10.6米。输水钢管9道，标准断面均为圆形，直径均为1.975米。水库总容量为4.85亿立方米。完成的工程土方总量130万立方米，石方60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23万立方米，工程总造价7700万元。
水库以后又经过三次加固扩建：因1951年在审定水库规划时，受水文资料系列太短的限制，设计标准偏低。1969年遭遇特大洪水时，出现漫坝事故，随后加固了大坝的下部坝身和地基。1982年至1983年第二次加固加高，大坝加高1.5米，坝顶高程由原来129.56米加至131.06米。1984年至1987年将溢洪道扩建一孔，堰顶净宽由原53米增至63.6米。水库是以防洪为方，结合灌溉、城乡供水、发电、发送航运及发展渔业生产等综合利用工程。据1956年至1991年资料统计，工程效益十分显著。防洪方面：仅1965年、1978年两年大旱没有拦洪，其余34年都发挥了拦洪作用，减轻了淠河两岸与淮河干流的洪涝灾情。其中拦洪1—2次的有5年；拦洪3——7次的有28年；1991年拦洪次数达12次之多。多数年份，汛期进库洪峰流量在2000—2190立方米/秒之间；经水拦蓄，下泄洪峰流量仅在113—2190立方米/秒之间；例外的情况只是1969年进库洪峰流量12254立米米/秒，因漫坝出泄量5510立方米/秒；1991年一次最大进库洪峰5040立方米/秒，出库泄量4100立方米/秒。灌溉与城乡供水方面：该水库与其上游的磨子潭和淠河西源上的响洪甸水库联合，每年灌溉面积在660万亩左右，还为六安、合肥两市供给工业与生活用水。平均年发电量8456.8万千瓦时，36年共发电30.44亿千瓦时。建库以来累计的水库总效益价值已远远超过它的造价，它还将继续为子孙造福。
思想动员 确保胜利
当时水库工程指挥部直接管理政治（含宣传、人事、劳动工资）、保卫、法院、勘探、测量、规划、设计、施工、科研、财务、器材、卫生医疗、青年团、工会、子弟小学等部门。工程质量和安全检查也由指挥部负责。指挥部下设职能处室院；自办施工队伍与发电设备加工、砂石开采厂等。从上海来的华东医疗大队和从福建来的中国机械筑路大队也划归指挥部管辖，便于统一指挥，实行一元化领导，设有发包、承包、监理等不同性质的单位之分，减少相互推诿的麻烦，促进了工程的顺利进展。
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水库建设任务，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是首要的保障措施。为了提高建设者们的主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必须坚持教育，尤其是政治学习。水库工程一开工就向下辖的各单位派去党政工作干部，不久，由马长炎师长率领的水利一师指战员开进工地，进一步配齐了施工单位的教导员、指导员（即基层党委、党支部书记）及宣教干事，在组织上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体系。政治学习的毛泽东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党中央和政务院文件如《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和水库政治部编印的治淮宣传材料等，还随时注意时事政治学习。职能单位每日清晨或晚上学习讨论；施工厂队一般由教导员、指导员作辅导报告，施工有空隙时间就多讲几次，还分班组组织讨论。讨论时强调联系实际，联系自己。指挥部举办过多次全体干部和工人班组长或部分工人参加的大型报告会，除指挥部领导同志作报告外，还邀请上级领导或著名人士作报告，如水利部傅作义部长、作家菡子同志、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学斌同志、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吴觉同志等。吴觉年轻时担任过上海大夏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有才华，善演讲，他在大礼堂讲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四个半天，千余人济济一堂，鸦雀无声，讲后掌声雷动。陆学斌作的是宪法报告。来工地体验生活的文艺工作者们也给工人作政治学习辅导报告。职工经过持久的学习，思想觉悟明显提高，如年长的工程师觉得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无能，自己谋事艰苦，即使在南京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也无所作为。现今参与修建可与美国同类工程媲美的连拱坝，正是施展智慧的良机。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技术员觉得学以致用，参加治淮报效祖国光荣，建设水库的同时自己也得到锻炼与提高。工人、战士和从农村新来的学徒工认为，解放后翻了身，当家作主人，应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建设祖国。他们在旧社会逃荒、失业、躲壮丁、生活贫穷，经过忆苦活动，纷纷表态要在建设中不辞劳累，奋勇当先。所以说：经常地政治思想教育，使全体建设者团结一致，遵守纪律，服从分配，自觉地去克服困难，奠定了建好水库的良好思想基础。
大坝分两期进行，先修筑西岸一半坝基的上下游围堰，待西半部大坝下部坝身完成后，淠河改道，从西部导流，再筑东岸第二期围堰。堵口合龙采用两边进占、人工抛石的办法，这就要求抛大石块，还须抛得相当快，以减免被拥高的河水冲掉。1953年5月15日天气晴朗，指挥部机关全体人员和上白天班的工人、战士共同出去，人山人海，肩挑手抬，摩肩接踵，奋勇抛石，终于在当天太阳尚未落山前一次合龙成功。
当然在施工过程中也发生过挫折和失误。1953年3月的一天下午，宿舍区突然起火，正遇大风，火借风势，很快从淠河东岸蔓延到西岸，岸边机遇机具仓库也着了火，损失惨重，群众情绪低落。祸不单行，当年6月27日淠河发大水，最大洪峰流量3900立方米/秒，水位抬高超过围堰坝顶漫溢冲决。虽然大水前，根据预报搬出坝坑里的机遇，但桥梁、排架、脚手架、木模板等大量木材顺流漂失，损失较大，被迫停工，直到7月7日才恢复正常施工。大概就是那几天淠河水深，要乘船过河，有一次船上载猪又坐人，猪惊船翻，淹死几人，造成重大事故。8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兼治淮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电召淮委和佛子岭水库工程负责人吴觉、马长炎等7人去上海，我也是7人之一。谭书记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大意是：看过你们的报告，一火一水，翻船死人，损失惨重，按情节要杀你们的头，考虑到你们刚从战争环境转到和平建设岗位上，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情有可原，但你们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建设水库是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大事情，绝不可掉以轻心，务必谨慎，在确保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明年汛期大坝拦洪，年底基本完工。我们回去后立即作了传达，并总结教训，狠抓安全生产，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运动，号召广大职工与洪水赛跑，确保大坝在明年汛期实施拦洪。
尊重知识 刻苦攻坚
施工之初，困难重重。佛子岭水库决定采用连拱坝的坝型，记得当时除了指挥部总指挥、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有一份美国连拱坝的图纸外，再没有任何人见过连拱坝，几乎所有水库建设者都缺乏修筑大坝的实践经验。连拱坝不仅设计技术难度大，而且工程质量要求高，施工复杂。水库党委遵循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自力更生、实事求是的教导，信任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引导知识分子克服单纯的技术观点，纠正轻视实践的主观片面性。在组织上，任命水利专家担任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各技术业务室处科和工程区（大队）分（中队）以及修配、发电厂等单位都委派知识分子担任正职领导。在思想上，经常教育各级政工、行政负责同志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挥技术专长，并随时批评、纠正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人和事。这样，在全工地形成一种尊重科学技术、团结和睦的良好氛围。
修建连拱坝，国内外书本上涉及的资料极少，更没有可供借鉴的规范。对待各个工程项目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水库党委要求承担各项专门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独立思考，刻苦钻研，把问题解决好。早在1951年11月筹备阶段，治淮委员会就邀请全国知名的工程地质、水文、水利、土木建筑、建筑材料、机械施工等方面的专家到工地考察，研究讨论坝址、坝型问题，历时6天。汪胡桢专家发言介绍：坝址附近没有粘土，要从10公里以外运来，没有条件建土坝；因山谷过于狭窄，堆石所需的大量石料上坝困难；重力坝混凝土方量大，水泥货源及其长途运输都难解决。所以他主张选用工程量最省的连拱坝。不少专家担心连拱坝的拱圈与垛的上湖面板结构单薄，拱的顶部厚0.6米，从顶处下70米处拱厚2.0米，面析厚1.93米，混凝土怎样才能浇得好，而不漏水呢？另外设计大坝的应力计算相当难，尤其是横向地震应力分析还没有成熟的方法。为此忧虑重重，多数人不表赞同。会后又与洪胡桢商量，他认为虽然有技术疑难问题，但不是不能解决，他坚持修连拱坝。我们将选择坝型的方案问题，向亲自到工地视察的治淮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曾山同志和他带领来的淮委秘书长、各部部长及华东工业部、华东建筑工程公司的负责人作了汇报。当年12月12日研究决定选用连拱坝，曾山主任还指示：汪胡桢是有胆识的专家，今后要全力支持他的主张，克服困难，早日建成大坝。
1951年秋末，第一批背着行李爬过大别山的佛子岭抵达工地的是50多位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和交大曹楚生助教，原安排实习一年，1952年秋就回校复课。这批年轻的学生当时已是汪胡桢及其他工程师的得力助手，按照工程需要，确实不能离开，如强令留下，同学们难以安心。怎样解决好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问题呢？水库党委与年长的工程师们商量后，与同学们座谈，诚恳地与他们交换想法，希望他们能留下，为新中国的第一座连拱坝的建成继续作出贡献。曹楚生助教带头，全体同学都表示愿意留下来。接着水库党委宣布佛子岭水库工地主不是一所大学，汪胡桢自任为校长，技术室主任为教务长，每周分别安排水文、规划、勘探、测量、科学试验、设计、施工等专业技术干部轮流讲课。这项活动一直坚持到竣工。边干边学，教学相长，深受大家欢迎，取得了工作学习双丰收。
1952年，人民解放军水利一师指战员开赴工地参加建设。为保质按期完成水库建设任务，战士们必须迅速熟练掌握各种技术工种，水库党委除安排老技术工人带徒弟，教会实际操作外，还动员知识分子上文化课和技术课，在全工地掀起了包教包学运动。广大技术干部积累实际需要的技术操作经验，分析归纳使之成为条理化的操作要领，联系理论知识，编成教材给战士讲授，很快提高了操作技术水平；知识分子向工人学习，得到实践经验，取长补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提高了知识分子本身的业务能力。
技术室大坝应力设计组的几位技术人员，自修俄文，从苏联科技书籍中得到明确的概念，摸索出了横向地震应力分析方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振奋了信心。水库党委抓住时机加强宣传工作，说明新中国完全有能力建好连拱坝，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继续深入实际，刻苦钻研；并多次表态对工作中难免出现的失败和挫折由党委承担责任，希望大家吸取教训，振作精神，开拓前进。
回想建库的几年里，全工地现场，昼夜施工，机声隆隆；办公的草庵，灯明夜半。技术人员大都结合自己承办的业务，如饥似渴地利用晚上或下班的时间阅览中外书刊，从中搜寻知识与启示。水库党委为支持技术干部攻破难关，锐意改革，十分注意发扬民主，经常发动大家出谋划策，提出建议，畅所欲言，择善而从。建设期间的制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引进的先进技术有几百项，几乎各类工程都有其独到之处。现列举几项收效明显的事例：
1951年淮委聘请工程地质专家考察坝址地质，根据露头判断，横穿河床有花岗岩脉，坝基应放在花岗岩上。那时水库工地没有学过工程地质的干部，就派了几位学水利土木的同志改行去搞地质勘探。他们自修地质专业知识，仔细观念岩芯，发现原坝轴线下游200多米处的石英岩，质地坚硬，与花岗岩胶结紧密，漏水率小，就大胆报请指挥部批准下移坝址，使大坝有了更为理想的地质基础。
早在1952年用水泥固结灌泥浆方法加固地基时，就采用过水气轮冲洗岩石裂缝的新工艺。
工地自设混凝土试验室，对水质、砂石、不同品种水泥性能，混凝土测试方法，配合比设计和掺合料使用等许多课题都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可喜的成果。并根据大坝、溢洪道、发电厂等不同部位的应力、抗渗要求，提出了不同标号的配合比，还掺用加气剂，提高了质量标准，节约了工程费用。
浇筑拱体混凝土的内模，采用活动钢模壳，一直上升到顶。大坝混凝土提升，使用斜钢塔，这两项技术解决了施工中的难题。
浇筑垛体混凝土的本模，由原来用对销螺栓固定的长方形模板改革为用桁架固定的条形模板，容易拆模，损坏轻，周转快，节约了木材。
及时调整 提高工效
1953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员率领上海熟悉工矿生产管理的同志来水库帮助工作，提出改革施工机构和劳动组合，实行工区生产管理制度，推行分区平行流水作业法和日、旬、月作业计划办法，编绘施工作业图表等一系列建议。水库党委果断采取组织措施，改编队伍，减少层次。以混凝土浇筑为重点将原来按工种设置的土灰队、木工队、扎铁队、机电队解体，编成6个包含所需各工种的工程区队。撤销了原先管理土灰、木工、扎铁等大队的工程总队及其下属的3个处，固定每一工程区队的施工区域。编制作业计划，需要比较确切的定额，为此，生产改革中及时地加强了查定工作，跟班现场记录，分析统计数据，取得各个工程项目不同条件下的人工、原材料及动力水泵和机械设备效率的可靠资料。通过这次改革，更利于开展竞赛，减少了矛盾、提高了工效。将混凝土浇筑每一层循环周其缩短40—50%，明显地加快了工程进展。
施工三年间，一直坚持执行工程质量自检制度：指挥部专设质量检查部门；每个基层施工单位都由工程技术人员跟班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规划设计室派人亲临现场进行技术交底，解释图纸，协助检查质量；试验室直接承办试模取样，不分日夜到每台拌和机出料口和每块浇筑仓里取混凝土样，带加试验室按照现场的养护条件保养，测定混凝土不同龄期的几种强度指标。每道工序结束，必须经检查，初验合格，才签发下一道工序的开工证。每天的调度会议、每周的生产会议都先汇报质量检查和安全生产的情况，研究发送措施后，再布置施工任务。定期印发工程检查通报、表扬批评，提出改进意见。全体技术人员和工作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共同来搞好质量，作出详细质量记录归档存查。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主动支持发送质量的要求与措施。
严格管理 勤俭节约
解放前，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解放后，广大人民认识到人民政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共产党员干部廉洁勤奋，与群众打成一片，对比之下，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威望。1952至1953年水库工地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当时尽管存在着批判过火的缺陷，但它对人们的思想教育是十分深刻的，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贪污盗窃的行径，树立起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观念。水库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廉政自律；一般工作人员和工人们不斤斤计较报酬，能吃苦耐劳。建库全过程中，虽然发生过一火一水等事故，损失很重；也因改变设计、计划不周、采购错误、返工窝工等造成过浪费，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总是主流。如此高度复杂的水库枢纽工程限于客观条件，采用的是半机械化施工方法，使用的大多是国内制造的柴油发电机组、抽水机组和一般的建筑机械及加工修配机具，并没有现在普遍使用的重型起重运输机械，自动化搅拌装配以及采砂船、皮带输送机等。坝基清基开采砂石主要靠民工、战士肩挑手抬，工地运输靠轻便铁道人推斗车，九道输水钢管及其阀门、水力发电机组、溢洪道阀门等安装工程全靠起重工捆扎扒杆，挂神仙葫芦起吊，大件器具工地搬运移位使用滚筒撬棒在钢板或方木上徐徐滑行；六安到工地的公路桥梁和工区内的施工桥梁全是打木椿的木排架桥。这 些虽然是限于当时的客观物质条件而采取的办法，但都能解决问题，节省了大量资金。
工程所需的材料，仅钢板椿是德国货，还用了少量外国洋松大方木，其余全为国货。水泥、钢筋、木料、油料、主要机具和其它大宗器材如铁轨、钢板椿、电线等统由指挥部提出计划上报治淮委员会交供销公司取办采购运输，指挥部派出少量干部与在蚌埠的淮委供销公司以及芜湖、六安等地转运站联络。零星物资、当地材料才由指挥部派采购人员办理。一位副指挥和财务器材处负责资金器材的各项工作，每年要进行好几次清仓核资，指挥部下属各个单位都得进行，做到账料相符。指挥部规定有财务器材制度，建有财会器材统计报表，并设有监察室。治淮委员会的财务部和监察室多次来工地检查并指导指挥部的监察、财会人员进行审计工作。
指挥部十分注意非生产性开支的节约，没有买过高档用品，根本不去购置奢侈性的车辆家俱。办公桌凳、文件架全是木质没有油漆过的。干部发竹床，工人睡通铺。房屋都是毛竹稻草搭成的，非但不隔音，冬季还不太保暖。就连供千余人开会的，高6米、宽15.25米的大礼堂，也是用毛竹桁架屋顶铺草建成的。
那时，干部、工人都执行低工资制度。开工不久推行新的工资改革，绝大多数干部实行低档工资标准，79.2%的技术工人的级别在2至4级之间，高级技工6组只有5.6%，7级1.1%，没有8级工。久居野外施工的，仅是每人每天多发0.2元的施工补助费。工资以外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任何奖金。评上劳模的，以精神奖励为主，发奖状表彰，再发点毛巾、肥皂或汗衫一件而已。发给工人的劳保用品，要以旧换新；干部不发劳保用品。
整个建库时期，只是1954年11月5日水库举行竣工大会，以周信芳为首的上海京剧团来工地搭台慰问演出，指挥部宴请来宾一次，职工也会餐了一次，其他从没有一次用公款请客吃饭。当时谁也想不到用公款吃喝，大家都是买饭票吃食堂。全水库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没有修水库的实践，也没有一人以公款出国考察过；由于工作太忙，出差去国内各地参观考察的也不多。总之，大家吃饱穿暖有活干，就满意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那时好人好事屡见不鲜，如工地拆模板架和排架，往往要掉落许多扒钉、铁钉，开始少数工人觉得可惜，自动捡起或用撬棍从旧木板上拔出交给队长、指导员，以后指挥部一号召，许许多多干部工人都义务去拾钉子。又如1953的大水漂失许多木料，指挥部派出一批人沿关淠河寻找，在乡村干部及老百姓的支援一，派出的同志日夜劳累，想方设法从水中捞志或沿途查找，结果陆续运回工地不少，没有听说有人私自侵占。
据监察室统计，1953年至1954年，收到职工的检举控告计405件，其中贪污17件、挪用公款3件、违法乱纪9件，还有属于官僚主义48件、积压资金1件，压制民主、强迫命令和安全事故共13件，其余314件都属于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没有发生过重大违反财经纪律、行贿受贿和贪污盗窃的案件，也没听说有人存有巨款、私营华屋或任何特殊化事件。从1954年开始，水库陆续将可以不用的机具和剩余物资调运给梅山水库。在收尾阶段，发现有少数木料、器材、工具丢失或被偷去，指挥部接到监察报告后，及时予以制止。
蜚声中外 无私奉献
连拱坝结构新颖、式样美观，设计有创新，管理有改革，施工有绝招，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表现具有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团结互助，遵守纪律，全力投入，拼命建设。虽不能说蜚声国内外，但也饶有名气，因此学习参观者络绎不绝。接待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及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芬兰文化代表团、全国总工会刘宁一副主席率领的世界各国工会代表团，还有苏联、印度的水利专家等。水库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曾多次被邀请去外地传授经验，水利部派人长期蹲点，外省水利系统干部和沪、杭、苏、京及其他城市的大学水利系的教师来工地考察，大学生成批来工地实习。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如作家、画家、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及文艺院校的师生纷纷来工地，深入体验生活。他们写出过报告文学、诗文，还作出《佛子岭战歌》教职工合唱；许多名演员和黄梅戏、庐剧、淮剧、京剧、评弹等团体都被邀到过工地演出。
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育人材。刚毕业的大学生，又上了“佛子岭大学”，取得了没有文凭的学位，干部获得了丰富的财经管理经验，广大工人战士熟练地掌握了建筑技能。
汪胡桢同志为了培训这支队伍，他十分重视总结经验。许多技术人员听从他的教导，编写技术讲义和科普材料，拟出操作堆积，写出工作总结。他经常细心地审阅同志们送上的材料，修改圈阅后，随时付印分发，广泛交流。1954年工程即将竣工时，汪胡桢拟定篇目，组织编写并在当年就出版了《佛子岭水库工程技术总结》，既总结了经验，也为后来的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就是这支队伍，后来连续转战大别山区，又在4年多的时间里，建成梅山、响洪甸、磨子潭三座大型水库。经过几年的踏踏实实的锻炼，建设水库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成为具备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大部分早就达到教授、高级工程师的水平。以后离开大别山区，去省内外各地继续从事水利、水电或其他基本建设事业，经常传来他们工作上取得新成就的好消息。这一批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不图名利，艰苦奋斗，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今日的科学技术，人们的聪明才智，国家的财力物力，都是1950年代初期不能相比的。数十年来，治淮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根治淮河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所以李鹏总理来安徽视察时沉重地说：“淮河不根治，安徽无宁日。”作为治淮战线上4的一名老兵，记述往事，唯盼人们能发扬当年的治淮精神，借鉴当年的治淮经验及教训，把治淮事业更快推向前进，为早日实现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而奋发努力。(张允贵)